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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

2014/9/11 17:06:11 次浏览 分类:调研成果

论文摘要:

信赖保护原则发端于德国,是同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并列的行政法基本原则。鉴于其维护法律秩序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正当权益的功能,信赖保护原则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我国引入信赖保护原则将对行政体制改革和行政相对人的保护发挥重要的意义。但我国目前仅在《行政许可法》中规定了信赖保护原则,不仅适用范围过窄 ,而且相应的规定也不尽完善。信赖保护原则应作为我们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指导我国行政立法和行政司法。(全文共8933)

以下正文:

一、信赖保护原则概述

(一)信赖保护原则的历史演进

  从理论渊源上讲,对于信赖保护原则的历史演进,学界一般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信赖保护原则来自于民法的诚信原则(即私法类推说);另一种观点认为信赖保护原则系行政法固有内容,而被民法首先发现(即一般法律思想说)[1]笔者同意后一观点,一切法律关系的形成与稳定都依赖于各方的互相信任、互守承诺,行政法中未规定,并不代表没有信赖保护原则。如今公、私法有渐趋融合之势,可见公法与私法之间并从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它们本身有着共同的法之思想本源,即共同追求着正义、效率、公正等价值。无论公法还是私法,法的本质是一样的,都在于确认正当行为和不正当行为。正当的行为,无论私法和公法都予以确认,不正当的行为,不论公法和私法都会予于否认。由此可见,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或法律思想不是由哪个法律部门最先发现就是属于哪个部门的,只要符合法的价值目标,就没有法律部门的限制。能否成为该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关键在于该项原则或法律思想所体现的法律精神是否为该部门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所蕴涵和必须。综上所述,信赖保护原则可以认为是行政法所固有而被民法所最先发现的基本原则。

  纵观信赖保护原则出现的始末,笔者认为,除了上述理论支持,德国行政法院的审判实践及二十世纪规模浩大的程序法典化运动则构成了它正式形成的实践渊源。信赖保护原则的起源是发生于1956年的一个著名案件。西柏林的市政委员向一个寡妇作出保证,如果她从民主德国迁到西柏林,她将可以获得一定的福利补助。随后,该寡妇迁徙至西柏林,她一到西柏林,该委员即作出安排,为她提供了补助。然而后来事实证明,她实际上并不符合法定的条件因而没有资格获得补助。该市政委员随即决定停止对她发放补助并要求其退还业已领取的补助。该寡妇遂将西柏林市政委员会告上法庭,要求其践行自己的承诺。柏林的高级行政法院判决该寡妇胜诉,该判决后来得到联邦行政法院的支持。法院认为,在依法行政原则和法律安定原则之间存在着冲突:授予补助的决定明显违法;然而私人信赖这种是合乎情理的。法院承认这两个原则都是法治国原则的要素,因而,这两个原则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自然的优于另一方。决定依法行政原则所保障的公益是否优于保护私人对行政行为有效性的信赖,必须对这两个原则进行衡量。只有在答案是肯定的时候,才允许撤销非法行政行为。[2]

    这一重要案例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197310月召开的德国法学者大会,“行政上的信赖保护”被确定为第二次议题的主题,这使得信赖保护原则得到更加广泛的讨论和重视,真正奠定了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地位。此后,信赖保护原则在众多的成文法中被明确加以规定,如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849条(关于授益行政处理的撤销与废止的规定),租税通则第176条、联邦建设计划法第44条等条文。其中特别是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对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上的地位的确立贡献最大。[3]时至今日,信赖保护原则成为欧洲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事实已无可争议,并为多个国家的行政程序法及判例所确立。部分英美法系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化交流促使下也开始在本国法律传统框架之下对信赖保护原则的理论与实践展开探索,吸收和利用其合理成分为自己所用(尽管具体称谓有所不同,如英国叫合理期待原则,美国叫禁止翻供原则)。

() 信赖保护原则的涵义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信赖保护原则的涵义作了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信赖保护原则指基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正当权益的考虑,当社会成员对行政过程中某些因素的不变性形成合理信赖,并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动上述因素,或在变动上述因素后必须合理补偿社会成员的信赖损失。该原则的核心思想即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4]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信赖保护:

1. 信赖保护的依据蕴含于法治理念之中

信赖保护是对公民信赖利益的保护,是对行政权力在“合法行政”之外的更高要求,其依据在于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法的明确性,而这些本身即是法治的基本内涵。徐显明教授将法治精神定义为:关于法在与国家和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对这一关系所选择的价值标准和持有的稳定心态。[5]      

2. 信赖的客体是广泛的

  这里的信赖客体实际上是指信赖存在的基础,一般认为只有成立并已生效的行政行为才能成为信赖的基础,因为行政行为只有在成立并为相对人知悉后才能产生确定力和拘束力,其内容才能获得相对人的信赖。但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职能的增多,应将信赖的客体做进一步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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