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当前位置:首页 > 正文

刑事庭审询问证人制度研究

2019/8/1 11:56:10 次浏览 分类:审判研究

刑事庭审询问证人制度研究

余忠、邓艳霞、闵厚铭

 

一、国外刑事庭审中询问证人制度概况

诉讼模式当前主要分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大诉讼模式,其中英美法系国家强调程序正义、权利平等保护,力阻公权力滥用,诉讼模式为当事人主义;而大陆法系国家强调对犯罪行为的追究,把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和追究犯罪行为作为刑事诉讼首要的价值追求,诉讼模式为职权主义。两大法系因诉讼价值不同,庭审模式和法官承担的职能也截然不同。英美法系中刑事庭审多采用对抗模式,控辩双方是平等且对抗的诉讼主体,法官负责主持庭审活动,地位相对消极;大陆法系中刑事庭审则多采用审问模式,法官不仅负责主持庭审,更需要承担指挥控制庭审的职能。正如乔治W皮尤所言,英美法系“审判法官基本上是两者(起诉方和被告方)之间的裁判者”,而大陆法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弄清真相者”。

鉴于此,两大法系中刑事庭审询问证人制度也有明显差异。英美法系国家中以英、美国为例,刑事庭审中,控辩双方各自提出证人到庭候询,证人逐个接受询问。证人作证时首先陈述事实经过,然后由己方当庭就关键事实或细节发问(一般称为直接询问),完毕后由对方对证人发问(一般称为交叉询问),如此反复,其目的是为了在对抗询问中发现案件真实,实现正义。这种询问证人模式一般被称作交叉询问模式。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以德国为例,整个庭审分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阶段,庭审中审判长主动调查案件事实,所有证人按照审判长规定的顺序依次单独作证。询问证人被放在继审判长讯问被告人个人情况,公诉人宣读公诉内容,审判长讯问被告人及公诉人、辩护人向被告人提问之后的第四环节,其顺序是审判长询问证人、鉴定人及调查其他证据,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鉴定人及其他证据提出问题和意见,这种询问证人模式一般被称作直接询问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两种诉讼模式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两大法系之间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两种不同的诉讼模式包括询问证人制度呈现出不断融合借鉴的趋势。

二、我国刑事庭审中询问证人制度的概况

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体现了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审判人员、公诉人代表公权力机关承担查明案件事实、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职责,审判人员、公诉人被赋予了询问证人的权力,而当事人或辩护人则是“申请审判长对证人、鉴定人发问”,或者“请求审判长许可直接发问”,整个庭审由法官主导、控制,整个诉讼模式是典型的审问模式。同时,该法还规定对未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听取当事人和辩护人的意见,而没有对证人出庭作证进行强制性规定,展现出浓厚的书证中心主义色彩。

  1996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借鉴吸收了英美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些理念:一方面,在充分考虑我国社会性质、历史传统基础上,弱化法官在庭审中的主导和控制地位,强化控辩双方在庭审调查中的作用,相对削弱了职权主义,庭审模式由以前的审问模式向对抗模式转变;另一方面,书证中心主义也有所弱化,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义务,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等均有权提请传唤证人、鉴定人和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出庭作证,更加体现了直接言词审理原则,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证的地位。

  在弱化职权主义和书证中心主义理念的指引下,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1996年刑诉法解释”),吸收了英美法系的一些经验和做法,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交叉询问制度。一方面,明确了审判人员对证人的询问限于核实证人身份、与当事人及本案关系,告知作证义务及法律责任,以及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询问证人、鉴定人,将询问的主导权交予控、辩双方;另一方面,将询问主体范围扩大到参与诉讼各方,把询问内容扩大到勘验、检查笔录;此外,在询问方法上也确立了一些原则,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庭审中询问的对抗性。但这种交叉询问制度在询问规则上还不够完善,导致实践中对该制度的贯彻并不彻底,因此又被一些学者称为“模糊性”的交叉询问制度。

  2012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改,与1996年相比,此次修改更加强化了证人出庭作证义务,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条件和拒不出庭作证的责任,扩大了出庭作证的主体范围,更大程度上弱化了书证中心主义,强化人证中心主义。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2年刑诉法解释”),则在证人出庭作证的物质、安全等保障制度进行了完善,但在证人询问制度上仍然沿用“1996年刑诉法解释”相关规定。因此,我国现行的刑事庭审证人询问制度仍然是“模糊性”的交叉询问制度。

三、我国刑事庭审中询问证人制度存在的问题

通过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和最高人民法院两次对适用刑事诉讼法作出的司法解释,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已经建立并且相对完善,在理念上初步实现了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融合,同时我国询问证人制度也初步建立起了询问证人的基本原则及相关规则。但是,在肯定改革取得成效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其中的问题和不足,刑事庭审中询问证人制度依然还是不完善的,该制度在实践中运行依然反映出诸多问题

(一)我国刑事庭审中证人询问制度是“模糊性交叉询问”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一,证人询问制度规则过于简单。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庭审交叉询问中,由于控辩双方居于主导地位,并且实行由非专业人士裁判事实并无须说明理由的陪审制度,为保证交叉询问程序的有序运行以及审判结果的公正性,由此形成了复杂而严密的技术性规则[1]。相比而言,我国刑事庭审中询问证人的规则简单且过于粗糙,相同的询问证人规则甚至被适用于不同的询问证人阶段,虽然法律条文对公诉人、辩护人、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以及法官的发问顺序作出了规定,看上去类似于英美法系中交叉询问制度中的“主询问” 和“ 反询问”。英美法系中“主询问”和“反询问”适用不同的询问规则,但我国这两个不同的询问阶段却适用了相同的询问证人规则,以禁止诱导性询问证人规则为例,该规则强调控辩双方在作为主询问方和反询问方时均不能对证人提出诱导性问题,这一规定看似对控辩双方均作出了相同的限制,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多数证人都是由控方提供,因此该规则实际实施过程中大大限制了被告人的辩护权。

第二,询问证人的主体相对杂乱,询问范围没有进行限定。刑事庭审证人询问的主体除公诉人、辩护人以外,当事人、诉讼代理人以及法官都可以进行发问,发问主体相对杂乱,我国询问证人制度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主询问”、“反询问”、“交叉询问”、“对质询问”的概念及相关规则,实践中发问时几种发问方式通常相互混杂,同时刑事庭审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模糊性的交叉询问”也没有对发问范围作出具体的相关规定,我国也并为建立完善的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特别对于提出证人的一方来说,也并不会提前告知询问范围,这就导致实践中询问证人的方式不统一,秩序容易混乱。

(二)我国庭审实质化改革虽在推进,但实践中刑事庭审证人出庭作证情况、询问证人效果却并不理想。

2014年至2016年,内江市两级法院每年审结的一审刑事案件数分别为1365件、1696件、1769件,全市三年审结一审刑事案件共计4830,但证人出庭作证的案件数量缺极少,庭审中对证人当面询问环节的缺失,一定程度上漠视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违背了审判客观、公正的要求。

证人出庭案件少,反应出的是理念和制度问题。同时,从抽取的证人出庭的案件中也可以看出,存在以下三方面技术层面上的问题:

第一,庭审询问证人双方激烈性、对抗性不够。庭审中控、辩、审三方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都不陌生,但实践中庭审询问证人很难出现激烈的对抗性。一方面是诉讼参与各方还没有完全适应以庭审为中心的庭审模式,庭审中控辩双方询问证人难以达到理想的对抗强度,如张某犯故意伤害罪一案中,案发现场办公楼的保安出庭作证,辩护人询问证人时说“我们还是要老实说话,你自己想想被告人平时是怎么对你的”等语言,而对一些关键问题却没有发问;另一方面是控辩双方都有可能对新庭审模式下询问证人的复杂性和难度值估计不足、准备不充分,所以针对焦点问题询问不够深入,其次,也可能是在询问证人时,控辩双方纠缠于案件事实中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同时,法官也未及时予以适当引导,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庭审的激烈性、对抗性。

第二,询问技术专业性不强。从抽取的案件样本来看,公诉人、辩护人、审判人员询问证人的专业性均有待提高。如赖某犯故意伤害罪一案,辩方申请证人出庭就“伤害过程”作证时,直接使用“你看见被告人没有用力掐被害人脖子,对不对”等诱导性语言,而控方则使用“你应该看不到在场人员的打架情况”等诱导性语言;又如陈某犯贩卖毒品罪一案,辩方申请吸毒人员出庭作证时,当证人陈述起诉书指控的第一次是其叫被告人帮忙带毒品,并不是在被告人处购买毒品时,控、辩、审三方均没有就该问题继续追问。

第三,法官表现得过于主动。法官过于主动地运用职权就一些显而易见不应当由其进行询问的问题询问证人,使得控辩双方产生法官担当了对抗双方的某一角色的错觉,从而易被视为偏向代表控方或者辩方的意见,与法官的中立性不相容。如黄某犯盗窃罪一案中,辩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法庭查明证人身份信息、告知证人作证义务及法律责任后,接着询问本应由控、辩双方询问的“案发时的详细情况”等问题,容易引起当事人对合议庭组成人员公正性的合理怀疑。

(三)我国证人询问制度仍然习惯于职权主义思维。

类似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我国刑事法官往往处于积极、主动的控制庭审地位。与此不同的是,我国检察官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既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又要对法庭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6条规定,公诉人、审判人员都可以对被告人进行讯问,被告人处于控方和审判者的双重压力之下。此外,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只有经过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才能对证人发问,导致本应履行控辩职能的公诉人、当事人等在没有法官的许可下无法进行交叉询问。发问中,审判人员还可以根据自己认定的情况来决定双方的发问方式是否得当或者发问内容是否与案件相关,上述规定使得我国法官在刑事审判环节中职权被放大,而控辩双方在刑事庭审中交叉职能被进一步削弱。

(四)我国刑事庭审证人询问制度的完善代表着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在向庭审中心主义迈进,但从具体的操作实践看,我国现阶段刑事诉讼模式仍然是书证中心主义。

从内江市基层法院抽取的示范庭审理的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看,随着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推进,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有所改观并取得一定成效。例如,市中区法院审理的王某犯交通肇事罪一案,围绕被告人是否存在肇事行为,关键证人、鉴定人、司法辅助人出庭作证,控辩双方充分辩论,庭审重点突出、庭审节奏驾驭恰当,查明了案件事实真相。资中县法院审理的许某犯贩卖毒品罪一案,因关键证人熊某涉嫌其他犯罪被关押于成都市看守所,不能到庭作证,该法院通过远程视频方式让熊某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实现了证人远程视频作证,有力贯彻了直接言词证据规则,该案结合侦查人员出庭情况,认定了被告人的第一次供述及同步录音录像不具有合法性,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第一起犯罪事实证据不足,最终合议庭对指控的第一起贩卖毒品不予支持。

但是总体来看,我国刑事审判活动的基础,还是建立在检察机关随案移送的案件卷宗上,证人出庭与预期效果依然存在很大差距2017年上半年,内江市两级法院共审结了一审刑事案件828件,适用示范庭审理的案件数为58件,仅占案件总数7%;证人出庭案件数仅21件,占示范庭案件总数36.21%,占案件总数2.54%,共29名证人出庭作证,从人员构成方面看,出庭证人中普通证人14人,占比48.28%,侦查人员11人,占比37.93%,鉴定人员4人,占比13.79%。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证人出庭对于认定案件事实、定罪、量刑中的作用远远低于预期效果。

另一方面,从对出庭证人的询问内容看,无论控方、辩方还是审判人员,对出庭证人的询问基本还是围绕着随案移送的卷宗中的证人询问笔录、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等进行,也就是说,发问方询问证人的问题很少将出庭证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作为案件基础事实建构,对证人的询问仅仅是对书面证言内容进行符合性询问,询问证人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四、完善我国刑事庭审中询问证人制度的相关建议

我国上千年历史积淀的法制传统形成了现阶段职权主义和书证中心主义诉讼模式,建国后又因为借鉴前苏联的法律体系,该种诉讼模式一度被推向极致。从实现诉讼制度价值角度看,这种模式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有利于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经济发展,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必要的程序正义,不利于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难免造成冤假错案。反思发生的呼格吉勒图案等,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和书证中心主义无疑是冤案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我国国情及司法现状,我们并非彻底否定职权主义,刻意追求绝对的当事人中心主义,而是从现实客观需要出发,在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中心主义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赋予人证在证据体系和发现案件事实中应有的地位,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既能达到有效惩治犯罪的目的,又能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此背景下,为了在庭审实质化改革中进一步完善询问证人制度,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对证人证言的采信严格贯彻直接言词原则

“大陆法系法官所具有的关键性地位,他甚至很少在进入法庭时对眼前的案件所争议的问题一无所知,相反,他已细心的研究卷宗,甚至可能近乎作出了他的判决”[2]。我国实践中刑事庭审情况也与此相似,我国侦查模式决定了案件中的所有证人证言都是由侦查机关提取并由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交,控方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概率也极低,这使得辩护方在刑事庭审中无法对证人证言进行更有效的质证。庭审中,极少有辩护方向法庭提交证人证言的情况,庭审结果常常会直接采信控方提供的书面证言,这一现状明显违背直接言词原则,严重削弱询问证人制度的实际意义,变相剥夺了被告人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权,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

严格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是完善询问证人规则的根本,如果直接言词原则不能被严格贯彻执行,再完美的询问证人制度也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

(二)进一步弱化法官在庭审中的职权主义色彩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必须享有对于证人的询问权及质证权,控辩双方的权利均不能随意受到剥夺或限制,否则根本无法实现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原则,被告人的辩护权也无法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条规定,“证人作证,审判人员应当告知他要如实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由此可见,法官对于限制证人询问的权利过于扩张,现代刑事庭审中,要求法官保持中立的地位,对控辩双方不偏不倚,切实保障被告人行使辩护权,保障庭审活动有序进行,对于控辩双方询问证人不宜过度干涉。

(三)明确询问证人的主体

询问证人的主体是指有资格在法庭上对言词证据进行质询的人。首先,公诉方应当是询问证人的主体,因为公诉方担负着证明被告人犯有所指控犯罪事实的职责,需通过向证人进行询问来查明案件事实。其次,被告人及辩护人均应当是询问证人的主体,被告人虽因涉嫌犯罪被起诉,但在判决宣告前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还处于待定状态,辩护人作为法律规定的辩护主体参与诉讼活动,拥有法定辩护权,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通过向证人发问,从而达到其证明被告人罪轻或者无罪的目的。再次,审判人员作为审判活动的主持者和案件审理结果的裁判者,也是询问证人的主体,对于控辩双方没有发问或者认为对于案件审理结果有意义的事项均可以进行发问。相反,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其与公诉人立场不同、诉讼目的不同,时常会与公诉方观点发生冲突,其作为询问证人的主体,会导致法庭审理秩序的混乱,因此刑事庭审中不宜将其作为询问证人的主体。

(四)区分主询问和反询问并明确询问范围

第一,严格区分主询问和反询问。控辩双方基于不同诉讼目的,会向法庭提供自认有利的证人证言,因此有必要区分主询问和反询问,并建立不同的询问证人规则,根据询问证人的主体是否是提供证人的一方,将提请传唤证人的一方称为主询问方,另一方称为反询问方,“反询问应在提供证人的本方对该证人进行主询问之后进行,目的在于核查证人的证言或者质疑证人或者其证言的可信性,如指出证言与证人先前所作证言中的矛盾之处,向证人提出疑问,诱使证人承认某些事实以削弱证言的可信性等”[3]

第二,“询问证人,首先质疑的是证据是否符合可接纳性准则,就可接纳的证据而言,控辩双方仍可以对它们的可靠性、可信性以及证明作用或能力提出质疑”[4]。针对我国目前的司法实际,主询问的范围可以限定于与案件有关联的事实,包括庭审案件需要证实的事项及其关联事项,除此之外的其他事项不宜在主询问时提出,否则法官可以依职权主动予以制止或者由对方提出异议后由法官予以制止。反询问的范围主要包括美国模式和英国模式,美国模式反询问的范围限制在主询问的范围之内,有利于促使当事人按照逻辑顺序来证明案件事实,弊端则是证人如果知道多起案件事实,可能需要多次出庭才能全面证实案件情况,容易加重庭审负担并使案件审理程序更加复杂。英国模式允许在反询问中,任何与当事人争议有关的事项都可以对证人进行反询问,英国模式可以让同一证人避免因为诉讼的几个不同事实需要作证而被多次传唤。考虑我国证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及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笔者认为采用英国模式的反询问范围更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

(六)完善禁止诱导性询问规则

各国司法实践对于诱导性询问的问题并非一概排斥,以美国为例,对证人进行直接询问时,除非为展开证人作证所必需,否则不能进行诱导性提问。在交叉询问时可以允许提出一般的诱导性问题,当一方当事人传唤怀有敌意的证人、对方当事人或属于对方当事人一方的证人时,可以用诱导性问题进行询问[5]。我国刑事诉讼庭审中一律禁止询问对方证人时进行诱导性询问。控辩双方证人在出庭作证之前,一般都经过了举证方的询问训练,因此,主询问时一般禁止提出诱导性问题是合理的,但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对理解能力有限的证人或者证人作出与此前不一致的陈述时,可以允许主询问方进行诱导性询问。

反询问方与出庭证人的立场一般不会一致,且难以形成默契配合,在反询问中允许进行诱导性询问,一般不会导致证人做虚假陈述,也无碍于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一般情况下允许反询问方对证人进行诱导性询问,但证人明显有迎合反询问方的倾向或者继续询问会使证人陷入错误时,诱导性询问应当被及时制止。

(七)进一步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配套措施

我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均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配套措施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如对证人出庭作证义务、证人出庭保障等,但是对证人保护方面的立法比较薄弱,存在对证人保护的范围过窄、种类过少的问题。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必然会增加司法成本,司法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经济成本,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证人出庭作证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消耗,例如误工费、差旅费等等,一个案件产生的费用是有限的,但是每个法院每年的刑事案件数量是巨大的,出庭证人的数量一旦累积,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也会不断累积,这笔巨大的财政支出该由谁来承担、如何承担就是一个必须考虑并解决的实际问题,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内江市资中县法院通过协调向政法委争取到3万元作为证人出庭补助专项资金,并就证人出庭补助范围和标准予以了明确;第二是人力成本,人力成本又包括对于出庭证人的保护和强制证人出庭。鼓励证人出庭作证就必须要保障证人的安全,甚至包括证人近亲属的安全,保护的阶段可能涉及作证前、中、后的几个阶段,这种长时间、广范围的保护需要相当强度的人力支出。此外,法律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对于不愿意出庭作证的证人法庭可以强制其出庭,那么强制证人出庭过程中,也会产生巨大的人力成本甚至经济成本。保障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保障出庭证人及近亲属身份保密工作、人身和财产安全等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

 



[1] 沈志先 阮忠良 刘力:《刑事证据规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8月版,第225页。

[2] 【美】H.W。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中译本)【M】。1999,第171页。

[3] 薛波主编、潘汉典总审订:《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第354

[4] 陈兴良:刑事法评论(第5卷)【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

[5] 卞建林译:《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2月版,第114-115页。

相关资讯

    暂无相关的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