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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制度—以赔偿范围为视角

2020/8/18 10:21:17 次浏览 分类:审判研究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制度—以赔偿范围为视角

论文提要: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附带提起民事赔偿之诉,实现公法对犯罪行为人定罪量刑的同时,一并解决私法中其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问题。该制度自1979年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确立至今已有40年的历史,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法律智慧的结晶,不可否认,其对连接刑民两种诉讼,最大程度实现法的公平与效率价值、节约司法资源、减轻当事人诉累等发挥的巨大作用。

然而,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特别是民事法律制度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关于赔偿范围的逐渐成熟与完善,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制度已产生理论上的“去留存废”之争并愈演愈烈,在单纯民事诉讼中因侵权而导致精神损害,被侵权人是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而因犯罪导致的更严重的侵权却不能提起,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在一般民事诉讼中,被侵权人也可以主张而附带民事诉讼却对其适用作出种种限定并且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仍很暧昧,其前后的司法解释与公布的指导性案例却标准不一,无形中放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与理解适用的混乱,也人为让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相互割裂。本文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不足与缺陷,提出完善建议(全文共8921字)。

关键词:赔偿范围;司法实践;理论基础;完善

 

 

主要创新观点:

 

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本文首先通过对我国现行民事与刑事方面法律规范及司法解释的归纳总结,得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范围,对比分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单纯民事诉讼在赔偿范围上的差异,揭示其不足之处。继而从司法实践的角度重点就当事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分析对比其在审判实务中在理解和适用上的分歧,通过列举最高人民法院最新指导案例,归纳概括出最高人民法院对扩大上述赔偿范围的态度并预测其发展趋势,最后通过对理论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分析,对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应予扩大的理论基础,提出其需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不断完善的论题。

在研究方法上分别采取对比分析和案例分析的方法,说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完善的必要性与迫切性,结合司法实践与法治理论两个层面进行论事并提出对策建议。

 

 

 

 

 

 

 

 

 

 

 

 

以下正文:

引 言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从法治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1]这是十八界四中全会对法治的有力论断与定位。

随着法制实践和司法理念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以及人权意识的觉醒,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制度的内在矛盾也逐渐凸显,与普通民事诉讼相比,其关于赔偿范围上的不足与缺失,损害了法律体系的统一性与权威性,在社会上产生“人命不值钱”的不良舆论影响,也间接导致信访率不断攀升,社会维稳成本不断增加,大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等,已产生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制度存废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呼声。

一、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现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付机制的内在涵义,即是指国家的有权机关在解决刑事被告人如何承当刑事责任的同时,为了更为便利的管理附着于此刑事诉讼案件上的因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受害人造成了诸多物质层面上的损失而产生的补偿机制。[2]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审判程序上的“结合”,现就两大诉讼制度在赔偿范围上各自的特点进行归纳概括并揭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独有特点。

 

1、关于赔偿方面相关的刑事立法及司法解释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十六条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为“经济损失”,是否包括间接经济损失并未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一百零一条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界定为“物质损失”,被害人因死亡、伤残等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也可提起。《最高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明确将被害方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排除,赔偿范围包括人身与财产方面的物质损失;同时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因犯罪行为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只能通过司法机关的追缴或犯罪行为人的退赔获得弥补,对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一百四十条对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造成当事人人身或财产方面的侵害,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只能申请国家赔偿。而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对物质损失作出了相互矛盾的规定,如人身损害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和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丧葬费等费用,此处的“等费用”具体作限制还是扩大解释,实务中各地理解也不一;但因驾驶机动车构成犯罪的,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此处的赔偿规定几乎囊括了司法实务中所有的赔偿项目;之后进一步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就民事赔偿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可不受该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该条对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规定最受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关注亦备受争议,其首先对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范围界定为“物质损失”,然后明确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及因致残产生的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因致亡产生的丧葬费均属物质损失,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关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是否应予支持并没有明确罗列其中,只在第四款阐述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赔偿范围、数额达成调解或和解协议的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同时该条第三款规定的因交通肇事导致的刑事案件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被侵权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损害”,却包括赔偿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等。

然而在其他因侵权而导致的刑事犯罪中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包括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呢?我们来看下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在20027月最高法作出批复,一是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限于直接物质损失,原则上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二是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是否能够支持,要看被告人是否有赔偿能力,若无赔偿能力,人民法院则不应支持;三是寄希望于调解,调解不成而被告人又无赔偿能力的,确有困难的被害人,可申请的国家救助。[3]理由一是附带民事诉讼的损失仅指物质损失,其与单纯民事要求赔偿的损失在是否应当赔偿、能够赔偿及法理上存在明显不同,不应适用同样赔偿标准;二是由于司法实践中的刑事被告人多系农民、无业人员或进城务工人员,家庭经济条件较差,若判其高额赔偿,将造成法律“白条”,实际执行效果较差,亦无法保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影响司法权威,甚至造成上访、闹访问题;三是不能简单套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由于赔偿数额过高,一旦无法满足被害人的赔偿期待,往往导致民事调解无法进行,进而影响被告人的悔罪、认罪诚意和表现,影响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等;四是高额赔偿只是表面上看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实践中因被害方往往要价过高,若被告方及其亲属东平西凑的赔偿也达不到被害方的要求,其很可能“破罐子破摔”,索性不予赔偿,可能导致被害方更加悲惨的境遇,一方面不利于维护被害方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及时修复因犯罪行为而破裂的社会关系。五是确立根据我国现实国情,以案件裁判实际效果为着眼点来解决的总观点。在2012年刑诉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亦撰写相关文章系统阐述对刑诉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其从适用原则和理由方面解释就刑诉法解释一百五十五条不能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列入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范围,同时指出,对该条第二款中的“等费用”一般应作等内理解,若双方无法达成调解、和解协议,只有当被告人具备赔偿能力,方才作等外理解,又强调其主要目的为防止“空判”,然而并未平息理论及实务界对是否支持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争议,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又下发(2013273号《明传》,再次强调就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赔偿上述“两金”的处理意见,即“如调解不成、依法判决的,则一般不能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纳入判赔范围”,并就此征求各高级人民法院意见。然而,即“经了解,对上述问题仍存在较大不同认识”。[4]

 

2.关于赔偿方面相关的民事立法及司法解释规定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解释)规定公民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可要求侵害人赔偿财产损失与精神损害,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可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等,因伤致残的可要求赔偿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因侵害致死的可要求赔偿死亡补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受害人遭受精神损害的可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解释)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其第九条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归为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与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冲突而失效,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和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分别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单列,继人身损害解释后重申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属“物质损失”的范畴,确立“两金”在受侵害领域的适用具有重大意义。由上可知,在民事赔偿领域,几乎囊括了司法实践中所有常见的赔偿类型。

 

3、赔偿范围总结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民事赔偿领域,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几乎囊括了司法实践中所有常见的赔偿类型,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范围包括:一是因人身权利受到侵权人犯罪行为侵害所遭受的物质损失。二是财物因侵权人犯罪行为毁坏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三是因交通肇事犯罪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同时明确,若当事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关于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则不受一定赔偿范围、数额的限制。可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范围远远小于单纯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且不同犯罪类型的赔偿范围并非完全一致。

二、从司法实践角度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分析

下面重点对精神损害、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进行分析。

1.精神损害赔偿的缺失

199451,王某、李某之幼子王小某被陈某拐骗走,16年后已成年的王小某通过多种渠道终于找到其亲生父母,重回家庭。陈某也被抓捕归案并以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王小某及其父母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被法院裁定驳回。20123月,三人以陈某的犯罪行为导致亲子关系分离达数十年之久,造成严重精神痛苦为由,另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赔礼道歉、赔偿交通费等经济损失以及精神损害。一审法院以被告陈某已受刑事处罚,并根据2002年的《最高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对三人要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主张不予支持,仅支持了500元的经济损失。三人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对此产生了分歧,一部分认为,应当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理由是侵权责任法已明确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并不因承担了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而免除,并且2002年的规定已严重滞后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法治建设的水平,并且与民事相关法律相冲突。另一部分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诉讼应适用刑事相关法确定赔偿范围,因法律已规定对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均不支持精神损害,故不应受理与支持三人的该部分诉讼请求。[6] 20135月出版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将其吸收为指导性案例,并从实体法与程序法角度阐述应予受理的依据,以及从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差异说明应予支持的理由。

 

2.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是否应予支持裁判结果不一

 

司法实践中,各级人民法院绝大部分不支持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赔偿诉求,但也有例外。2016年,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上诉人尹瑞军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财产、人身权益的,应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双方纠纷已经刑事处理,颜礼奎故意伤害尹瑞军,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其中关于尹瑞军主张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因其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不予支持。尹瑞军不服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2014)田民一初字第01805号民事判决,向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关于残疾赔偿金。首先,从本案的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看,颜礼奎的故意伤害行为致尹瑞军构成十级伤残。《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规定民事责任具有独立性,不因侵权人承担了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而受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残疾的,侵权人应当赔偿受害人残疾赔偿金。根据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尹瑞军关于残疾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从公平的角度看,犯罪行为对受害人造成的伤害甚至比纯粹的民事侵权造成的伤害更大,如不予支持残疾赔偿金,会导致受害人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得到的赔偿较少,遭受纯粹民事侵权行为的侵害得到的赔偿相对较多,对受害人不公平,支持残疾赔偿金更符合公平原则。再次,从残疾赔偿金的性质看,因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残疾的,必然会对受害人今后的生活和工作造成影响,造成受害人的生活成本增加或者劳动能力下降,进而变相的减少了受害人的物质收入,残疾赔偿金应属于物质损失的范畴。综上,尹瑞军关于残疾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残疾赔偿金的数额参照2013年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合尹瑞军的伤残等级计算。残疾赔偿金的数额为46228元(23114元每年×20年×10%)。[7]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二审判决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9年第3期采纳为指导案例,至少可以看出,在受害人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对未来受害人主张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可予以支持的态度已渐放开。

三、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完善的理论基础

    1.增加精神损害赔偿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长久以来,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不主张赔偿精神损害的出发点是因对犯罪分子科以刑罚已是对被害人的最大精神慰藉,若另行对其判处精神损害赔偿,则属于“双重惩罚”。从法律责任的的角度,立法上往往依据其构成要件的差异或侵犯法益的不同,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若一行为同时触犯了不同的法益,依据不同法律规范要求行为人分别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不违反现代法治关于“责任自负”的要求,反而恰恰是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从“公法”与“私法”的功能角度,刑罚的目的与功能是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国家对犯罪行为人科以刑罚,更多的是实现公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秩序的作用,而被害方向侵害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行使的是私法上赋予的权利,目的更多为实现自我救济、使被侵害的权益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因此,不能将对违法行为人国家公法上的惩罚代替民事私法上的责任承担。从法律与情理的角度,侵害人因其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符合广大民众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况且民事相关法律关于该部分的赔偿已有规定,即使在刑事相关法律中,明确因交通肇事犯罪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亦认可当事人间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关于赔偿的范围、数额不受一定限制,不支持精神损害似有“厚此薄彼”的倾向。“法是善良与公平的艺术”,情理往往代表一定历史时期法的价值取向、是民众情感的集中体现,更是判断是非的标准,附带民事诉讼赔偿不包括精神损害亦有违情理。从法的公平价值角度看,根据我国民事方面相关赔偿的规定,多数情况下因侵权行为被侵权人既可主张物质损失,也可提出精神损害赔偿,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将精神损害赔偿予以排除,是人为造成两种诉讼制度间的矛盾冲突,一般侵权行为尚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相比之下,较其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却不能主张,明显违反法的公平价值理念,违反基本社会正义,从损害受到的负面影响看,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往往远大于物质损失,心理上亦会遭受更强烈的冲击,甚至造成终生的生活阴影。

2.关于是否应支持残疾赔偿金性质的理论辨析

残疾赔偿金是指受害人在受到人身伤害致残的情况下,由赔偿义务人支付给受害人的赔偿金额。[8]在理论界关于残疾赔偿金的性质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观点:

一是生活来源丧失说。该观点主要认为,行为人的侵权行为导致被害人身体伤残的,必然使其劳动能力受到损伤且一段时间内无法得以恢复或永久性丧失,既而降低其生活质量与水准,因而受害方有权利得到补偿,最低的标准是社会的平均生产力,赔偿形式多采用现金和其他一般等价物进行,具体体现为生活补助费。[9]我国理论及司法实务界目前多采用这个观点,如在民法通则中最早规定的“残疾者生活补助费”。该学说虽然对造成损害的赔偿数额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易于操作,但赔偿的额度只限于一定的“补助费”,但对受害人遭受损失的范围赔偿有限,未达到全面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程度。

    二是所得丧失说。该观点主要认为,以受害人伤残前后的收入差异为基准,若受害人虽然受到了伤残损害,但收入水平并未遭到实质性降低,则不能要求侵权人赔偿,只有受害人的收入水平前后发生较大差异并有显著降低的情况下,方可要求侵权人赔偿损失。[10]该学说对赔偿数额在操作上虽易于计算,但对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如未成年人、职业家庭妇女、失业人员,则显得不公平,因具体个人的收入状况可能随着身体的成长发育、医疗卫生的发展或具体职业的变更而变化,并非一成不变的。

三是劳动能力丧失说。该观点主要认为,不能以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前后的收入差异衡量被害人的生活是否实质性受到了影响,因收入水平有可能无法反映劳动能力的真实水平和情况。[11]该学说根据受害人与生俱来可能具有的身体素质并获得的劳动能力来衡量其遭受伤残后实际获取收入的可能性来计算残疾赔偿金,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利益,结合个案具体情况,参考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等级程度,易于对赔偿额度进行操作和计算。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民事立法及司法实务现状,人身损害解释及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实际上已将残疾赔偿金的性质界定为“物质损失”,并将其与精神损害赔偿明确分离,说明在适用理论依据上采取了“劳动能力丧失说”,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应包含残疾赔偿金。

 

3.关于死亡赔偿金性质的理论辨析

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在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王利明教授认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无价的,“人命”本身也是不能用价值或价格衡量的,因此受害方因侵权人的行为致死而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死亡赔偿金的,其费用通常是固定不变的。[12]即人的生命在本质上是无法用物质等价计算的,所以不存在个体差异,在赔偿数额、范围上不应进行差别对待。张新宝教授认为,每个人基于工作性质、收入水平等的不同,对社会、家庭做出的贡献和所起的作用必然存在差异,死亡赔偿金的意义更多的在补偿死者近亲属物质生活水平上的差额,因此根据个体间工作、年龄、社会地位等差异,不应当以一个相同固定的标准对死亡赔偿金进行赔偿。[13]在理论界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观点:

    一是精神抚慰说。该观点认为死亡赔偿金本质上属精神损害赔偿的一种,受害人的生命权因加害人的侵权行为而丧失,必将导致其近亲属在精神上的悲伤与痛苦,并在物质上导致家庭收入上的减损。该学说曾在较长时期内(包括现在)影响着我国理论与司法实务界,如精神损害解释第九条将死亡赔偿金归为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一种,这也是附带民事诉讼一直不支持赔偿死亡赔偿金的法理依据,但如残疾赔偿金一样,人身损害解释及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实际上已将其性质界定为“物质损失”,并与精神损害赔偿分离,继续坚持该观点已不符合实践发展及法治建设的要求。

二是物质损害赔偿说。该学说主要将死亡赔偿金界定为物质损失范畴,认为“逝者已矣”,死者因生命权的丧失自然失去了法定的权利主体资格能力,其近亲属理所当然的继承了本属死者的一部分物质及精神利益,并通过获得物质赔偿的方式来弥补。该学说包括固有损害说和继受说两种主要观点,就固有损害说又包括抚养丧失说和继承丧失说。抚养丧失说从法定的抚养或赡养义务角度,认为因受害人生命权的丧失,其近亲属本应从死者处源源不断获得抚养或赡养费的利益亦灭失,这部分利益损失应属物质性损失。继承丧失说从假设死者本应存活至自然死亡状态的角度,认为若其生命未遭受侵害,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仍能为家庭及社会做出相当贡献,或多或少会给其继承人留有遗产,而这当然属物质损失。继受说从请求死亡赔偿金权利来源的角度,认为死者虽丧失主张死亡赔偿金的权利能力,但其近亲属有权代为其主张。

笔者赞同把死亡赔偿金界定为物质损害,因当被害人近亲属因不可抗的原因不得不面对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时,虽然精神痛苦不可避免,更意味着丧失了未来可能从被害人处获得部分可期待性的利益,就生者来言亦属不可避免的一种物质损失。

 

 

 

结 论

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作出论断,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并且所服从的法律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制度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刑事相关法律针对更严重的侵权行为——犯罪,与民事相关法律赔偿范围的迥然不同,不但是一个值得探讨与引发争议的法律问题,同时若不能审慎对待与提出解决之道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将成为和谐社会乐谱上一个不和谐音符。本文试就该制度在赔偿范围上进行扩大并与民事相关法一致,进行重要性与必要性阐述,试图与我国现行相关制度如司法救助等实现良好衔接,更好发挥其制度价值。

 



[1]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4102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页。

[2] 卓泽渊.刑事诉讼法学论点要览——法学论点要览丛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31.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的答复【法办[2011]159号】

[4]陈健.全国法院第25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公正司法与行政法实施(上册)[C].北京:国家法官学院科研部,2014: 814.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6]王小某等与陈某侵权纠纷上诉案——北大法宝.【法宝引证码】CLI.C.2126620.

[7]尹瑞军诉颜礼奎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一一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DB/OL].北大法宝.[2016-1-7].

[8] 杨立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释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02.

[9] 唐柏树.民商事裁判精要与规范指导丛书一一人身损害赔偿纠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64.

[10] 杨立新.人格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84.

[11] 唐德华.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条文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442.

[12] 王利明.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56.

[13]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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