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的岁月，在历史的长河里，不长；三十年的光阴，在人生的旅程中，不短。当我接过天平荣誉奖章时，五味杂陈、百感交集。我就这样从一个年少无知的刚出校门青涩的学生，变成如今的政法战线上的一名老兵了。
打开记忆的闸门，那是1988年11月14日，我怀着满心的期待，到资中县人民法院报到，从这一天起，我就是一名人民法官了。那年高考以一分之差没考上大学的我，参加了当年的招干考试，而报考法院的初衷，就是喜欢那藏青色的制服、肩章和大檐帽，多么庄严、多么威武，就这么简单。那一年我19岁，有些爱慕虚荣，有时回家也喜欢穿着制服，有些骄傲，有些自豪。
我被分配到了行政庭任书记员，每天跟着杨庭长、朱大姐外出调查、开庭、通知当事人、整理卷宗。那时法院人不多，车辆也少，下乡办案通常是早上6点多，坐县里最早的一班客车到乡镇，然后走路到当事人家中；午餐也通常都是干粮。看着案子一件一件地审结，矛盾纠纷一个一个化解，不觉得辛苦。只是快过年了，案子也结得差不多了，大家热烈地讨论着怎么过年时，我突然哭了，大家关切地问我怎么了时，我说我想我妈了。那一年我19岁，还很天真，还很稚嫩。
1990年严打，我被抽调到刑庭，任务重、节奏快，一个书记员要跟三个审判员，白天记录，晚上整理卷宗，工作日程被排得满满的。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中级法院来资中审理一起29名被告的案件，计划审三天，安排我们3名书记员作庭审记录，一人一天。一天下来，坐得腰酸背痛，手也写痛了，可是100页的笔录纸写满了，没有一个错别字，没打一处黑粑粑，是我最值得自豪的。我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喜悦从心底涌出来。
严打之后我调到刑庭，1992年又调到少年庭。1992年5月，我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接手了一件数额巨大的盗窃案。被告邓某某年仅十五岁，在很短的时间里作案几十起，原因何在？带着疑问，我和陈庭长来到地处偏僻乡村的邓某某家中。真的是，家徒四壁，邓某某的继父恨这个丢脸的继子，也不愿管他死活，再嫁的邓母在这家没有地位，邓母虽心疼儿子但也没办法，跪下求我们救救她的儿子，临走时我们问她有什么给儿子带去的？她环顾四周，家中实在没有什么可给儿子带去的，就从她自己身上脱下御寒的统绒背心交给我们，托我们转交给她的儿子。一个母亲发自内心的心疼刺痛了我的心。那一刻，我感到，肩上的责任很重很重。后来，我们到看守所再次提讯邓某某，将这些经过讲给他听，深深地触动了他。他痛哭流涕，表示一定痛改前非，不辜负法官对他的关心，不再让他的母亲伤心。如果说，参加工作之初，我只是喜欢那身制服觉得庄严威武，那么从这时起，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我所从事的这份职业的责任、使命和荣耀，也暗暗地下决心，要通过我审理的案件，一个一个地挽救那些失足的少年。
后来机构改革少年庭撤销，我回到刑庭担任审判长。案子一件一件地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岁月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溜走了。
2004年8月离开审判岗位，从事政工工作。面对大量过去没接触过的政策，我认真研读；涉及干警切身利益的事项，我及时办理；干警家庭遭遇变故，我第一时间将组织的关心送达；干警情绪波动，我耐心倾听及时疏导，准确掌握干警思想动态，为党组决策提供参考。政工工作繁重、琐碎，有很多没被人看见的辛苦，有很多不被人理解的辛酸和委屈。不一样的工作内容，不一样的工作对象，但都是为我们国家的审判事业作贡献，所以也没什么想不通的。2008年在组织的关心培养和同志们的支持之下，我走上了领导岗位，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2016年司法改革，我同样面临着与其他法官一样的重大抉择。是选择入额为法官、继续我的法官梦想？还是让更多的、年轻有为的同志实现法官梦，选择继续留在政工岗位上为大家服务？一时难以决断，我参加了全省首次法官遴选考试。一来心有不甘，想入额继续我的法官生涯；二来也想通过考试检验一下我离开审判岗位十多年，专业素质还能不能适应审判岗位。考试考核结果在院里50多名同志同台竞技中，我排名第三，可以选择入额。但是，当时院内矛盾大，一线的法官入额意愿十分强烈，需要我作出牺牲放弃入额。在两难的选择中，最终我选择了支持司改、放弃入额、继续在政工岗位上坚守。
人生如棋，落子无悔，虽然心有遗憾。
回望过去，我还记得高中班主任老师的教诲“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也还记得离家时妈妈的叮咛“好好干工作到退休”。
回望过去，办公室里彻夜难眠的灯光，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卷宗，行走在田间地头的身影，同事们办案中的默契，难以忘怀；那些有欢笑、有泪光、一起走过的日子、在同甘共苦中结下的战友情，难以忘怀；对这份职业荣光的执着追求，难以忘怀。
在泛黄的旧照里，我触摸到自己滚烫的过往；在沉甸甸的奖章背后，是三十多年的默默坚守，是一步一个脚印的丈量。我知道，皱纹已经爬上了额头，鬓角也染上了白霜，我无法让时光停下匆匆的脚步；我这三十多年工作的点点滴滴，也必将淹没在法院发展史的历史长河中。但，我无悔！愿法院的明天更美好！
资中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刘红
2020.6.16